中国孔庙保护协会2017年度秘书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一直占据着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它既是时代的“书记官”，又是社会的“传感器”，肩负着记录宏大进程、描摹现实图景、探触人性温度的三重使命。然而，这一文体也面临着一个恒久的挑战：如何处理“道”与“文”、“刚”与“柔”、“纪实”与“文学”之间的张力。包松林先生逾七十万字的鸿篇巨制《筑梦路上——无锡地铁发展纪实》，正是对这一挑战的一次雄心勃勃且卓有成效的回应。它不仅全景式地记录了一座城市交通命脉的“脱胎换骨”，更以一种饱含深情的文学笔触，将冰冷的钢铁、繁复的技术与火热的人心、深厚的文脉熔于一炉，谱写了一曲属于新时代的、钢铁与诗情交织的宏大交响。

　　一、 以城市为主角史诗建构的宏大叙事

　　《筑梦路上》的雄心，首先体现在其宏大的叙事格局上。作者并未将笔触局限于地铁工程本身，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为辽阔的历史与地理坐标系中。全书开篇的“引子”，便是一次精彩的示范。它以一种近乎航拍的文学视角，将读者带入无锡这座城市的时空深处。从“水是无锡的起源，水是无锡的血脉”到“千里运河独一环由此而生”，作者不厌其烦地铺陈了无锡与水的千年纠葛。这并非闲笔，而是一种高明的史诗建构策略。通过追溯弦河、弓河、箭河的古老形态，描摹“家家枕河户户码头”的水乡风情，再到民族工商业崛起后水运的瓶颈与新运河的开凿，作者精妙地构建了一条城市发展的逻辑线：水运的兴盛与衰落，必然呼唤着一种全新的、能突破地理与空间限制的交通方式。

　　于是，地铁的诞生，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代工程，而是这座城市千年发展脉络的必然延续和历史性跨越。它仿佛是那条隐没于中山路下的古老“城中直河”在另一个维度的重生与回响。这种将现代工程嵌入城市历史文脉的写法，赋予了《筑梦路上》超越一般工程纪实的厚重感和纵深感。地铁，不再仅仅是一组冰冷的数据——“7796套图纸图册”、“122万吨钢支撑”，而是城市生命体一次有机的、内在的新陈代谢。作者通过这种宏大叙事，成功地为一部工程纪实作品找到了它的“文以载道”之“道”——这“道”，既是脚下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之路，也是一座城市承前启后、迈向未来的发展之路。

　　从目录的编排，我们亦能窥见这种宏大叙事的匠心。从“宏图初展”的决策酝酿，到“连线正成网”的骨架形成，再到“无地铁，不产业”的经济辐射，最终抵达“驶向春天的列车”的未来展望，全书十三章的结构如同一部精心编排的交响乐，有清晰的乐章递进，有昂扬的主题旋律，也有细腻的华彩段落。它遵循着工程建设的客观逻辑，又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流程，将党建（“红色地铁”）、人才（“铁定精彩”）、文化（“流动的文化”）、城市更新（“城市的眼光”）等诸多社会切面悉数纳入，构成了一幅当代无锡的“清明上河图”。这种结构上的“大开大合”，使得作品的立意高远，格局开阔，避免了陷入琐碎技术细节的泥淖。

　　二、 让“铁军”有血有肉文学温度的微观书写

　　如果说宏大叙事构建了作品的骨架，那么真正让这部作品血肉丰满、充满文学感染力的，则是作者对“人”的微观书写。正如范小青在序言中所指出的核心难题：“题材是刚性的，文学是柔性的，如何调和刚与柔？”包松林的答案是：将镜头聚焦于那些与冰冷钢铁打交道的建设者，深入他们的内心，描摹他们的悲欢，从而赋予“铁军”可感可知的“侠骨柔情”。

　　书中信手拈来的几个人物速写，便极具代表性。工程师丁謇，在“十月围城”的紧张工期里，与女友看一场电影竟要中途跑回工地四次，他的浪漫约会地点永远是离工地最近的大洋百货，因为那里的窗户正对着施工现场。这种“一心二用”的细节，比任何豪言壮语更能生动地诠释“责任”二字的重量。值班站长姚瑞雪，在拥挤人流中瞥见悄悄前来探望却不敢打扰的父母和两岁的儿子，那远远的一望，浓缩了无数中国式家庭“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与牺牲，其情感冲击力直抵人心。还有那些接力奋斗的“铁二代”、“铁三代”，那些为攻克技术难关而“嘴皮磨破、鞋底磨穿”的征迁人员，那个为大女儿的脑瘫而心力交瘁却依然坚守在测绘一线的队长王荣良……

　　这些人物并非高大全的英雄，他们是平凡的个体，有着普通人的情感与烦恼。然而，正是这些平凡故事中闪耀的人性光辉，构成了这部纪实作品最温暖的底色。作者没有停留在对“铁军精神”的口号式赞美，而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充满烟火气的细节，让读者触摸到这支队伍的脉搏。王荣良推着残疾的女儿，第一次乘坐自己参与建设的地铁，从梅园的芬芳到太湖的壮阔，女儿眼中闪烁的光彩，无疑是对他所有辛劳付出的最高奖赏。这一幕，将个人命运、家庭情感与城市发展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实现了“物我合一”的艺术效果，也让“地铁”这一公共产品的“温度”得到了最具体、最深刻的诠释。这种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尊重与书写，正是《筑梦路上》超越一般行业报告，升华为优秀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

　　三、从“跨界写作”到“铁军一员”身份认同的作者在场

　　纪实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其“真实”的品格，而真实的背后，是作者深入现场、扎实采访的“笨功夫”。范小青在序中提到，包松林为创作此书，“一共采访接触了180多人”，并且是“脚底有泥”的“在场”式采访。从40度高温的工地到20多米深的隧道，从高空作业到半夜换轨，作者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地铁建设的所有工种和现场。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使他从一个最初对地铁“几乎为零”的门外汉，转变为一个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盾构”、“冷滑热滑”等专业术语的“内行人”。

　　更重要的是，这种“在场”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进入，更是一种情感与精神的融入。作者在序中坦言，他要“以‘铁军’的精神写‘铁军’”，而最终，他也“成了‘铁军’的一员”。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是《筑梦路上》成功的内在线索。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我”的视角，并非一个冷漠的观察者，而是一个充满感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的每一次心潮起伏，都源于对建设者艰辛付出的共情；“我”的每一次感慨万端，都来自对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自豪。

　　这种深度的情感投入，使作品的叙述语言充盈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爱——对家乡无锡的爱，对轨道交通事业的爱，对每一位平凡建设者的爱。正是这份爱，化作了作者笔下的力量，让那些关于规划、图纸、台账的枯燥记述，也带上了情感的温度。作者不再是“跨界”而来，而是与他的描写对象同呼吸、共命运。当他描写第一台盾构机出发时，我们能感受到那份开创历史的激动；当他记述“十月围城”的日夜奋战时，我们能体会到那份破釜沉舟的决心。这种“我”与“我们”的融合，消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让阅读过程成为一次沉浸式的“铁军之旅”，这正是纪实文学最可贵的品质——用真诚换取共鸣，用真情点亮真实。

　　四、 “钢筋混凝土”中诗意栖居的文体实验

　　《筑梦路上》在文学性上的最大胆、也最令人赞叹的探索，莫过于将古典诗词赋嵌入这部现代工程纪实作品中。这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文体实验。在满是“盾构”、“黏土”、“管片”的刚性文本中，如何安放格律谨严、意境悠远的诗词？这无异于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试图营造一片可供诗意栖居的古典园林。

　　然而，包松林成功了。他并非生硬地掉书袋，而是将诗词作为章节的“点睛”之笔或情感的“缓冲”地带。“一片丹心，千番求索，接轨通衢万业隆。宏猷绘，正担当开拓，时代先锋。”这样的词句，既有古典韵味，又紧扣时代脉搏，为全书奠定了昂扬奋进的基调。结尾处的赋体，“盛世兮，时维新纪之始，道衢为先……春夏秋冬，潜行于地下；阴晴雨雪，挥汗于站前”，则以一种庄重典雅的文体，对整个建设历程进行了史诗般的总结与升华。

　　这种尝试的成功，得益于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题材的深刻理解。诗词的嵌入，起到了多重作用：其一，调节叙事节奏。在大量密集的信息和技术性描述之后，一首短诗或几句赋文，如同地铁到站后的短暂停留，让读者得以喘息、回味，欣赏另一番风景。其二，提升文本意境。它将具体的工程事件提升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审美性的文化层面，将“建设”的坚硬与“文化”的绵长融为一体，让历史在现实中穿梭，让汗水在诗意中结晶。其三，彰显文化自信。在记录最现代化的科技工程时，依然能够从容地从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传统中汲取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它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并非要与传统割裂，二者完全可以和谐共生，交相辉映。可以说，这一“新的尝试”，是《筑梦路上》在艺术上的一大创举，也是其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总而言之，《筑梦路上》是一部思想性、纪实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优秀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它以恢弘的气魄、扎实的采访、饱满的细节和深情的笔触，全景式地再现了无锡轨道交通从无到有、从线到网的辉煌历程。作者包松林以其独特的文学禀赋和“在场”的创作姿态，成功地驾驭了一个极具难度的现实题材，在“刚”与“柔”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为宏大的时代工程赋予了人性的温度和诗意的光芒。

　　这部作品的意义，远不止于为一座城市的一项重大工程立传。它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者们的奋斗精神、一座城市的责任担当以及整个社会同心筑梦的磅礴力量。它证明了，文学不仅可以观照历史、描摹内心，同样可以拥抱时代、讴歌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筑梦路上》不仅是无锡轨道交通的筑梦史，也是作者包松林本人文学道路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预示着他未来的文学之旅，必将“越走越宽广”。